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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期 论《管子》“三农”观念对21世纪乡村振兴的启示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12/21 10:34:49


论《管子》“三农”观念对21世纪乡村振兴的启示

王瑞

[提要]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战略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管子》“三农”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治理的理念和策略,深入探究《管子》中的“三农”观念,不仅对于21世纪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现实性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深化我们对《管子》思想和理念的认识,对弘扬古代优秀思想文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关键词]《管子》;“三农”观念;乡村振兴

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衰微,群雄割据,纷争不断,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动荡时期,齐桓公身为五霸之首,重用管仲,励行改革,葵丘会盟最终确立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管仲也因此在春秋时期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法家于一身的一代圣人,孔子对其赞不绝口:“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1] ”“一匡天下”使管仲大获民心,百姓受管仲恩惠百年之久,也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一群稷下先生为了大力继承和弘扬管仲思想,形成了管仲学派,最终成就《管子》一书,此书集管子思想之大成,最终被后人推崇,《管子》中的“三农”观念是管仲辅佐齐桓公“相地而衰征”在战国时期的进一步升华,为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农”问题是任何时候都要关注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加快,城市化取得了卓越的效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而且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发展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分配不均、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等等,由此“三农”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更加突出,为了更好控制、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20字是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方向和规划,而战国时期《管子》中蕴含着丰富的“三农”观念,为当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指示。

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是产业兴旺的必要前提

《管子》一方面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而农民的本心在当时是土地,他们只有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时候,才会安分守己,邻里和睦,少生事端;另一方面提倡“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2]在这里《管子》强调了开辟土地的重要性,富足的土地才会吸引百姓留在此地,在此基础上,农民才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2]。反其道而行,则会“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2]”这是《管子》中阐述的农本问题,即民心在于地利,而地利在于国家开拓,农民有地可种,才可保国库充盈,衣食富足,才会懂得爱惜自己名誉。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社会分工并没有那么明确,农业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农民的人口基数大,百姓农忙时是农民,农闲时则可能成为士兵,正如《管子》所书:“地之守在城, 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 人之守在栗。[2]”所以如何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是当时君主施政的重中之重,开疆扩土、开辟土地是当时稳定民心的途径之一。

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是《管子》中“地辟举”的进一步升华。在21世纪的今天,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农业占据的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地辟举”的形式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开辟土地不再是唯一的途径,不仅如此,大量的青壮年为了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而选择了外出务工,这也就使得农村实质上变成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重灾区,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唯有在农村开辟现代化农业,为农民创造增收机会,创造就业机会,这种农村“老无所依,幼无所养”的情况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

“产业兴旺”和“地辟举”是在不同时代开辟产业的不同表现形式,春秋战国农民追求温饱,所以“地辟举”是最优选择,当今时代,人民不再局限于温饱,有了更高的追求——奔“小康”,所以只有紧随时代,在农村发展新型农业,开辟现代化农业,这些做法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留住农民,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还是当今的太平盛世,“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真理,食物的供给是关系到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首要问题,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农民和土地都始终重要,而管仲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启发了乡村振兴的举措——“产业兴旺”。

二、“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是建设乡风文明重要保障

在《管子》的“三农”观念中如何建设乡风明也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分国以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之为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这是《管子》提出的乡风文明的制度保证,一方面是保障乡村安全,另一方面是保证乡村文明的井然有序和良好。俗语有云:入乡随俗,一个乡村的风俗的培养育形成有赖于严格的制度,不仅如此,管子还提到了如何辨别乡村的风俗好坏:“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丧烝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2]”只有明确风俗好坏,好的风俗加以接纳和提倡,坏的风俗加以修正或摒弃,只有这样,乡村才能和平安定,除此之外,他还提倡从乡村风俗来看社会是否安定,忽略制度、疏于管理的村风村俗是难以进行管理的,不设官吏、学堂、不按时间集会,这样的村庄谈不上尊贤敬长的良好风俗,所以,《管子》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乡风文明是衡量一个国家乃至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指标。

建设乡风文明在十九大之后更加着重于农民思想的充实、环保意识的加强、法律武器的运用,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不同导致的,21世纪,农民温饱有余,开始追求一些精神、文化上的充实;与此同时,全球环境问题被提上了日程,物种灭绝、旱涝灾害频发,疫病多发等等问题都需要引起人民的重视;在古代提倡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法律多维护贵族和皇权阶级,平民冤屈难以申诉,冤死、惨死的案例数不胜数,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人民民主专政成为了国体,实行全面依法治国,通过法律和宪法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需要增强维权意识,学会利用法律武器,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益。

乡村文明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特征,《管子》时期,好的乡风文明是进入准时,穿着得体,亲属仆人行迹正常;在21世纪新时代,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好的乡风文明是遵守道德原则,较强的环保意识,思想和认识的提升,可以说新时代的乡风文明的建设是《管子》时期乡风文明建设的进一步体现,但除此之外,奖惩有度是每个时代建设乡风文明共有的举措。所以,《管子》为21世纪建设乡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是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

《管子》认为“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2]即必须以家的要求来治理家庭,以治理乡村的办法来治理乡村,以治国的要求来治理国家,以治理天下的要求来治理天下,唯有如此,才使得家为家、乡为乡、国为国、天下为天下,才能使整体治理有效,但是《管子》有言:“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2] 所以要求治国需要富足的粮食,粮食充足才能吸引更多的物产,而粮食的种植则又归于农事,“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2]。所以治国之本在于粮食,粮食的种植归于农民,由此得出,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有效的第一步,是先行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和《管子》又有所不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之前,党中央主张社会管理,但在这次会议之后,“社会治理”逐渐取代了“社会管理”,就像“管”变为“治”一样,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已经不再强调治理对象的问题,而是开始强调治理主体,它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7]”这是中央由被动转为主动的重大举措,这和《管子》治理之举措相比则是进步,乡村振兴不能只依靠农民自身,也需要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管理和统筹兼顾。

治理随着时代的推进,注重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重治理对象到重治理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就可以无所事事,中央起着领导、负责的作用,整个社会机制起着协同的作用,农民也必须积极主动参与进来,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进步与特色,《管子》中的思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治理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也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时代活力。

四、“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是生活富裕的内在核心

《管子》的“民本”思想却经过了长时间的积淀,而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楷模,“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2]”只有顺应民心,人民才会和国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人民才会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外,《管子》还认为只有人民富裕起来,才更容易治理,所以《管子》认为民富只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而非治理国家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受时代桎梏而形成的偏见。但无论《管子》的“民本”思想是手段还是目的,它始终都在为人民谋利益。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的,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前提,只有人民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才不是“一纸空谈”,而要使人民生活富裕则不能局限在物质层面,精神方面也要齐头并进,物质上,交通与物流条件需要改善,基础水利、网络设施需要加强,精神上,乡风乡容建设刻不容缓,所以,只有人民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才能得以真正的“振兴”。

《管子》的“民本”思想意在通过鼓励人民勤劳富裕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21世纪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活富裕则是通过治理国家(通过国家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丰富人民生活)来达到的目的,两者虽然主次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管子》的“民本”思想给乡村振兴战略乃至后世都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五、生态宜居是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时代特征

生态宜居在《管子》中没有被过多提起,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还是以农业为主,所以社会整体环境不差,人民生活安居乐业,21世纪则完全不同,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森林锐减加剧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接连产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审时度势,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了“生态宜居”这一要求,这是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时代特征。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国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一直以来也是安国定邦之举措所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农民的殷切期盼,是一百多年以来振兴乡村的恳切希望,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4]”他的思想部分源自《管子》,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和时代精神,经受日晒雨淋,得以茁壮成长,最终长成了“乡村振兴”这棵大树,这棵大树是几千年来古人思想的象征,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全体智慧的结晶,现今的中国已然焕然一新,它比任何时候都有能力、也有实力去培育这棵大树。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实施刻不容缓,它要求必须推进“三农”工作,做好应对一切危难和挑战的准备,这对我国经济长足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乡村振兴战略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谱出华美的乐章、必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7214.

[2] 李山译注.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9:52222793,2592605.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作者简介:王瑞,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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