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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期 “国之四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12/21 9:51:46


“国之四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郭济生

[提要] 中国最早的精神文化系统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这个精神文化核心就是被称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四个方面。这种理念对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礼义廉耻”的思想和精神,是所有中华思想流派的灵魂,塑造着中国国民品格,是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追求,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为历代所推崇,并且成为抵御外来宗教影响的最大精神武器。

[关键词] 国之四维;精神武器;核心价值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得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 — 1975)在四十年前,经过对世界历史上十几种文明的研究后,预言:“全球化为形态的将来世界中,文明将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这是因为中国文明的稳定性、持续性的特点。[1]

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历史上各大文明相继衰落之后依然故我,中国几千年特有的传统精神文化核心特质是关键所在。这个精神文化核心就是被称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四个方面。

管仲去世500多年后,受其思想影响,西方古罗马的思想家西塞罗也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2]

,但仅仅是管仲“四德”思想一部分内容的延伸,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一、四维价值观的产生

中国最早的精神文化系统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它继承了历史上所有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华,形成于公元前645年以前,文献的成型,还要晚一些。这些成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观点,其凝练的表达方式,既是民族奋斗历史总结的结晶,也是民族精神不断丰富的提升。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

管仲思想产生于中国东方的齐地,绝不是偶然的。古代齐地靠海多山,不具备农耕社会发展条件,只能以渔盐商贸活动作为生活补充。

齐国立国之初,滩涂盐碱,丘陵沟壑,人烟稀少,土著敌视,生存环境恶劣。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下,面临白手起家,一穷二白,立国之本,必须考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重视民众的利益、民众的生存空间,尊重民众的政治意愿,才能全体互相配合,为发展进步创造条件。齐国地区宽松开放的环境,人口流动性强,形成视野开阔、胸怀宽广、沉稳务实、不拘一格的文化传统,对齐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

到管仲时代,是中华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管仲创立的思想,国家意识重于一切。他的思想中,是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从人民、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所以产生了精神文化“四维”核心。

管仲身处决策权力中心,是政策的制定运用实施者,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是主要内容。四维价值观的创立,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树立了坚强的精神支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英勇奋斗的崇高思想武器。它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基础,是我们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我们无往不胜的法宝。

“礼义廉耻”出自《管子·牧民》,原话是“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一曰义,一曰廉,一曰耻”。《牧民》是《管子》一书的首篇,维即总纲,四维即四种纲纪,“守国之度,在饰四维。”[4]

由此可见管仲对四维的重视程度。管仲认为,四维能够引领规范民众的行为,它是国家的四根精神支柱,支柱立则国家兴,支柱废则国家亡。这一思想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治国理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管子特别强调“四维”的现实意义:“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5]

“礼”是管子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管子认为,礼的本质,是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使国家运行、社会发展以及在社会人等,遵守正规的行为规范。《礼记.冠义》说的好:“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礼,首先是对君臣的约束。[6]

守礼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正如《左传》所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7]

《荀子·修身》中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荀子.非十二子》中说“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9]

《淮南子·泰族训》:“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10]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李世民当政之初,魏徵提出警告:“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11]

宋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12]

同时期的黄震,在一书中《日抄》说道:“管子责实之政,安有虚浮之语?《牧民篇》最简明,其要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管子正经之纲,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13]

顾炎武曾经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于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14]

清朝康熙皇帝曾亲作《四维解》,他认为“言礼义而并言廉耻,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他说,如果有人遭受没有礼义的讥笑,他可能不在意;若责备他没有廉耻,任何人都会勃然大怒,并恐惧于心。所以《管子》将“礼义”“廉耻”并言,“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15]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历代政界、思想界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重视和继承。

二、“四维”精神是外来宗教影响的屏障

所有宗教的特点,都是把人们的目光脱离实际,转向虚无缥缈的所谓理想境界,其效果可以称作是精神鸦片,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一个理论离开了科学、离开了社会生活、离开了物质文明,它就很容易让无知者转向自我陶醉、自我满足,就会误导迷失信仰、或陷于研究困惑的知识分子暂时解脱的氛围。其根本上,都是让人在思想麻木中沉醉,放弃对现实的探索与改造的动力。

中华传统精神文化三观明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鲜明的理论定位,与中华民族独立风格息息相通,具有顽强的凝聚力、认同感、继承性和生命力。

无论任何宗教,都是以虚幻的神秘说教,似是而非的利己理论,动摇麻痹人的思想,最后以现实统治阶级的制度进行完善,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堕入其中。例如佛教以空观、假观、中观,替代混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迷惑视听的方式。让人们在绝望中希望,在希望中失望。

“宗教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一种特殊的力量所进行的救赎或拯救”[16]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17]

 这是马克思对宗教所产生的社会作用的认知,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马克思曾一针见血指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18]

在中国儒家、道家成为本土宗教,清代出现了三教合一的现象。唐代封建统治者强令中心城市建立文庙,民国时期成立孔教会,都是将儒学宗教化的措施。但是,中国文化对宗教的排斥,使宗教始终不能占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阵地,儒学作为宗教的情况,从来不被主流社会承认。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务实求真,是生存、生活现实中提炼出来,经过无数实践不断加以丰富提升形成的。

中国的哲学家派系很多,但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从物质、人性本身出发,从来没有寄托于一个凭空捏造的先知先觉。即使是远古神话,也是与自然、邪恶斗争的英雄,而非凌驾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神灵。

虽然《管子》被排除在经书之外,但“礼义廉耻”的思想和精神,几千来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是所有中华思想流派的灵魂,塑造着中国国民品格,是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追求,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为历代统治者、管理者、思想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推崇,并且成为抵御外来宗教影响的最大精神武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求变求通求新的文化精神。《诗经·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

《周易·系辞》有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0]

《礼记·大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1]

这些论述都蕴含着求变求通求新的文化精神,与宗教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传统的本土精神文化经典,本身就是非宗教化的。即使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孔子,也与宗教思想相去甚远,他是从不言“怪力乱神”之类超自然的东西的。道家体系,历史悠久,是与儒家相对立的文化思想流派,含有朴素唯物主义内容,貌似宗教,其多层次的仙神阶层,实际上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翻版,都是基于现实社会的。

西方西塞罗主义的“四德”精神,是狭义的思想修养标准,与中国“四德”精神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相去甚远的。

三、儒家思想对四维精神的继承与限制

郭沫若在介绍管仲时代及以后发生的社会变动,特别是精神思想方面的变化时,说, “春秋战国时代, 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 究其原因, “那就是由于奴隶解放, 人民思想得到第一次解放”他认为, 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是由于奴隶制逐渐移行于封建制, 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变革都与“人民”发生直接关系。第一, “首先是人民的价值发生了莫大的变易。以前是人民与六畜同科的……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却发生了‘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议论了”第二, 由于人民的价值提高了, “故伦理思想也发生了变革, 人道主义的思潮便澎湃了起来。儒家倡导仁, 道家倡导慈, 墨家倡导兼爱。这都是叫人要相互尊重彼此的人格, 特别是在上者要尊重在下者的人格”。第三, 在政治思想上, “保卫人民的德政思想成为了普遍的潮流。在消极方面反对不义的战争, 反对不义的刑戮, 反对世卿制度, 而在积极方面则主张‘尚贤’, 主张‘有德者必在位’, 主张‘为政以德’”第四, 在宗教上, “地上的世卿制既遭反对, 地上的王位既轻于民位, 则天上的唯一神 — 地上王的影子 — 也就发生了动摇而模糊起来了”。

“礼是什么?是一个时代里所由以维持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 这是每个人(包括领导人)应该遵守的东西。各个人要在这些规范之下, 不放纵自己去侵犯众人, 更进宁是牺牲自己以增进众人的幸福。要这样社会才能够保持安宁而且进展。”[22]

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什么地位呢?基辛格《论中国》中说:孔子“没有任何创新”,他重振大同的理念,曾盛行于他之前的黄金时代。[23]

孔子出身的鲁国,贵族优先,环境优越,自我封闭。并且孔子始终生活在社会下层,他的立足点首先要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他的理论要为统治者所感兴趣。

受这种环境熏陶,他的思想意识是君临天下,统治阶级利益为重,一切从君的利益出发。所谓民的理念,都是治民、愚民、导民之策。他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仁爱,中庸,是上对下的态度。所以,历史上的改革、革命,都是从反孔开始的。

儒家继承了管仲思想中礼、义的成分,又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加以限制、改造,他们的目的是改变自己,再去改变社会,是一种积极入世求为的思想,他们鼓吹理想主义,又坠入理想不能代替现实的困惑,最终回归屈从现实社会的事实。孔子晚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脱离实际无法实现的悲哀。

孔子宣扬“克己复礼”,把“礼”的概念偷梁换柱,解释成过时的《周礼》。同上,又将礼庸俗化“有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不可不学也。”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24],把礼说成是礼仪之礼。这些与管仲提倡治人之大法“礼”是背道而驰的。

东汉建初四年,为进一步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汉章帝召集各地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史称“白虎观会议”。会后,班固将会议记录编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作为官方经典刊布于世。《白虎通》重新肯定、解释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其内涵更加符合社会治理的需要。

孔子将“知”“仁”“勇”称作天下三种通达的美德,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说阐释人所本有的道德良知。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加入“信”德,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是中央集权统治思想的体现,最后的结果是百家之学的影响逐渐减小。独尊儒术,就是弘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及儒学解释“六经”的方法。汉成帝时,扬雄以“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的描述,反映出“霸道”之学遭受世人冷落的现实。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儒学运动中,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仁义礼智信”说。他的立论基础以儒家为立场。他片面强调秦代严刑峻法,造成社会道德良知的缺失,产生了许多竭民财力的官吏。在董仲舒看来,“仁”是外在的表现,以爱人为特征;义是内在的表现,以端正自我、处事得体为特征。“礼”在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要善于体察民情,用“礼”安其情,导之以正。“智”是一种以仁爱为基础的勇力才能,为人谋事,要先有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他认为,明主贤君要讲“信”用,士大夫要厚其忠信,人受命于天,要善于培养忠信慈惠之心。

儒家学说说的冠冕堂皇,但人们发现并无实际意义。这是《管子》及其学说广为流传的重要因素。汉代,政治家贾谊、晁错等人,鉴于传承文明、清明治国的需要,向文、景二帝提出“礼义廉耻”教化论,主张礼法并用,以治理国家。贾谊倡议:“《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25

宋代林逋则说:“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律己则寡过,绳人则寡合,寡合则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责己,小人责人。”26明学者王守仁:“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27。明政治家宋濂也说:“先儒之是仲者,称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裕如《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28 他们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以来儒家的思想,他们限制歪曲了“四维”思想最本质的意义。这是儒家思想的局限性造成的。

在国家兴盛的时候,更加重视对传统精神的继承,才能有民族核心文化思想的巩固和发展。其实,所谓“仁义礼智信”,并没有超出“礼义廉耻”的范围和思想高度,不过根据政治需要换了一种说法,把它贴上了儒家的标签。

“礼义廉耻”到“仁义礼智信”,社会思潮不同,人们对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倡导亦有所不同。但是,“礼义廉耻”的基本精神,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历久而弥新。

四、新民主主义时期对传统价值观的再认识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和形势与社会实际,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

孙中山先生始终主张要以礼义廉耻教化国民,并亲自设计和推广中山装,解释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分别代表礼义廉耻,提倡人们要依照四维随时检点自己。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他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建设民主国家的前提。

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又称武德,即智、仁、勇)等等作为中华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1936年,国民政府出版发行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须知手册》中,明确规定:“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实践中国旧社会法则之礼义廉耻四美德”,必须做到“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29

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到夺取全国政权后的共产党人,都清醒地认识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重要意义,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重视,并作为思想武器来继承。

五、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精神文明进行了提炼和丰富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实意义。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他明确指出了“礼义廉耻”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意义。

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富强、自由、平等、民主,就是“礼”。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阐述和发展。树立富强、自由、平等、民主的宗旨,规范我们的社会体制,确立宪法规则,以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做到依法行政,行不逾矩。爱国、敬业就是“义”,就是民族大义、国家大义。提高全民素质,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大公无私,见义勇为。法治、公正,就是廉,就是要奉公守法、公私分明,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诚信、友善、和谐,就是知耻,做到知荣辱、明是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做人的尊严。

礼义廉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对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30

只有站在历史文明角度,才能明确社会发展方向;只有不忘初心,不断发展,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努力创新性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坚守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抵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渗透。来之不易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严防极左思潮沉渣的泛起。

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提炼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通过有扬弃的继承,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作用,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是我们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醒的:“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是人民群众所共有的精神文化资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愿和需要,倡导全民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的功能,为推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文献出处

[1] 汤因比.未来属于中国[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14,17,18

[2]西塞罗.精神的超越[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4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人民出版社,1995.32.

[4]赵守正.管子通解[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2.4

[5]同上,2.

[6]礼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0

[7]春秋三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0

[8]荀子[M].中华书局,2007,20

[9同上,66

[10]淮南子[M].中华书局,2009(20),18

[11]贞观政要[M].中华书局,2009,12

[12]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2009(291)

[13] 钦定四库全书[M].《黄氏日抄》,1773(55)

[14] 日知录[M].齐鲁书社,1990(13),《五代史·冯道传论》

[15] 心耕.国有四维,礼义廉耻[C].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4月10日

[16]李申.宗教本质简论[M],《哲学研究》,1997,5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2(1),1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2008(1),1

[19]诗经[M].中华书局,2007,312

[20]易经[M].东方出版社,2012,484,506

[21]礼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2

[22]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M].人民出版社,1982(2),414-415、87、88、89

[23]基辛格.《论中国》[M].中信出版社,2012-10,10

[24]论语[M].东方出版社,2017,172,38

[25]贾谊.治安策《二十五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12

[26]林逋.《省心录[M].卷一

[27]王文成公全书[M]. 中华书局,2015,第6章,《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28]宋濂.《诸子辨》[M].北平,朴社,1927,卷一

[29]毛泽东反对特权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M].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3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人民出版社,2

(作者简介:郭济生,山东省周村商埠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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