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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期 “一匡天下”与全球治理 ——《管子》天下治理观念的启示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8/6 16:22:50


“一匡天下”与全球治理

——《管子》天下治理观念的启示


                       姬芳序


[提要]全球治理是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为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而采取的合作解决问题的安排和活动。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管子“一匡天下”的政治实践中包含着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和“天下”事务的理论和策略,挖掘两千年前管子思想中天下治理的观念,对我们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非常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管子;一匡天下;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变革的时期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拉开了春秋时代的序幕。王室衰微、政治动荡不仅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变革,也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国家间政治的理论和策略。由于其时“天下”大大小小共分为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国家行为中的重要内容。尽管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但当时“天下形势”的“无政府状态”却同当下的国际社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在群雄竞逐中迸发出的治国与外交方略为今天的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切实可靠的思路。

自周代起凭借优良自然条件拥有了发达经济的齐国,在春秋时期更是依靠管子对桓公的辅佐成为首个称霸的诸侯国。管仲任齐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1],使齐国国富兵强。《论语》有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2]。说明了管仲对齐国乃至对于“天下”的重要贡献。所谓“一匡天下”,即匡正春秋时期诸侯的混乱局势,安定天下。“一匡天下”的思想与实践对于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混乱”的当今世界是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的。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出现了许多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面临严峻挑战。它们无法由主权国家单独解决,需要政府之间的某种合作和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因此出现了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为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而采取的合作解决问题的安排和活动即全球治理。当今世界的“混乱”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对象所带来的,还包括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零和博弈、对抗思维等不和谐的国际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开始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转变为体系的参与者。近年来,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机制的态度由逐步参与到主动建构,在全球治理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挖掘两千年前管子思想中的天下治理的观念,对我们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非常大的启发意义。

管子的思想中具有丰富的关于治理天下的观念,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国家政策和对外战略两个部分:

 1. 国家政策

1)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

在管子看来,一国在国家间关系中存在着三种状态,有制人者有为人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3]。其采取的发展政策的不同造成它在国家间关系中的状态不同。在这三种状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德”、“义”以及用兵和主见。“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3]。所谓“制人”和“为人所制”,放在当今国际环境的语境之下,可以解读为是否能够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是否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话语权。遵守国际道义,不滥用武力,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够使国家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话语权。

当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价值观”,继续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4]。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所提出的一系列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2)根据形势制定国家发展政策

管子认为,应当根据当下的形势制定国家发展政策,举措的当国家才能得到发展。“夫抟国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举失而国危,刑过而权倒,谋易而祸反,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3]。国家发展的要义在于,谋求发展不能拘泥于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策略,要深刻认识当下的国际形势,根据形势变化,抓住发展机遇,制定出得当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够带来国家的繁荣富强。管子进而阐述了国家强盛的三个要素:谋略、形势、权力。即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际局势和军事动向。“夫神圣视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谋,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归,知令之所加矣”[3],进一步阐释了了解国际局势对一国谋求发展的重要性。

当下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任何一国谋求发展都不能再拘泥于陈旧的殖民主义和争霸的冷战思维,目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我们党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选择,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5]。根据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制定出的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必定能够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发展和繁荣。

3)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

在同其他国家交往中,管子认为应秉持着德行天下的和平方针。“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3],管子在这里强调了“德”的重要性,在追逐国家利益的过程中也要秉持着德行原则,这就要求国家施行同他国交好的和平方针。管子曾举出先王解决边境问题的例子来说明和平发展的利好:不以武力解决边境问题,边境便安定了,边境安定带来邻国亲善,这就说明举措是得当的。“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3],人心是在国际社会中立足的“大计”,和平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人心所向,因此秉持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即顺乎天下大计。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引导国际关系以和平方式向新型国际关系转变,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6]。这是顺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的,彰显了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

4)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管子治理天下的观念中,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不货交,不列地,以为天下”[3]。由于外交是以国家利益作为首要原则,因此任何结盟条约都不是永恒的,签订条约会解散,结成盟邦也会破裂。所以管子认为建立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并不是靠拉帮结派实现的。“时也,利也,出为之也。……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3],把握天时,符合正义,就可以去做。中国不仅始终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也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同管子在国家交往中不“约束”、“结纽”,而注重“时且义”的原则不谋而合。

2.对外战略

1)国家间的关系休戚与共

管子认识到一国的发展是同其他国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3]。管子实际上强调的是在地缘上有联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国家的存和亡都与邻国存在着联系,因此国家间的关系是休戚与共的。一国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在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才是国家和世界繁荣的关键。在全球治理中更是如此,在全球性的议题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6]。只有认识到国家间休戚与共、共生共荣的关系,才能够齐心协力更好地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

2)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正因为国家间,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关系是休戚与共的,因此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尤为重要。桓公曾经在准备好甲兵、安排好内政外交的情况下问管子可不可以“从事于诸侯”,管子回答说“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可见,发展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实施天下治理策略的前提。关于如何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管子认为“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于诸侯”[3],不搞侵略,订正边界,用经济利益惠及邻国,这样去安定四邻,邻国自然就会同我国亲善了。这正如同当前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倡导互联互通的区域合作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4],中国的发展不是凌驾在周边国家的痛苦之上的,同周边国家一道发展,由“邻国吾亲”带来“邻国亲我”,建立起良好的睦邻友好关系。

3)国家间合作

在国家交往之中,不仅要发展同邻国的友好关系,更要关注国家间的合作。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有它自己的形势的,在关于国家力量轻重强弱的形势问题上,管子明确地表示“诸侯合则强,孤则弱”[3],这就像马一样,哪怕是骐骥之材,用百马与它竞逐,它也会败下阵来。同理,强国不寻求联合,如果举天下之力攻击它,它也一定会衰弱。这并不是只针对军事合作,同样也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各国共同面对全球性问题时,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途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在各国面临严峻发展问题的当下,中国在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4)稳定国际秩序

管子的思想中存在着天下秩序的构想,即所谓的“霸王之形”。在管子看来,这种秩序是“象天则地”符合自然规律的,它的内容包括了秩序建构和具体措施。秩序建构即“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3],创立天下法治,建立国际秩序。根据这样的建构,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措施,即“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工残之”[3],以此来稳定纷乱的天下秩序。今天,中国在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7],在国家交往中寻求共识,化解矛盾。

5)遵守国际规则

 “一匡天下”所意指的就是安定天下秩序,这个秩序在春秋时代即礼治。葵丘之会时,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并告诉他不必下堂拜赐,桓公找管子商议,管子认为“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3],桓公认为自己的功绩和权势都已经很大,和三代受天命的圣王又有什么不同呢。管子以没有祥瑞劝说桓公这是错误的。这使得桓公很惶恐,在接见参加会盟的宾客时,桓公以恭谨的态度表示自己不敢逾礼。这一事件的过程虽然充满着迷信的天命思维,但是带来的结果却对当下我国进行外交和参与全球治理有着很大的启发。桓公下拜事件带来的影响是,“天子致胙于桓公而不受,天下诸侯称顺焉”[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尤其是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是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的。并且由于桓公遵守了当时的“国际规则”——礼治,因此也得到了诸侯的称颂。这同当下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在当今国际世界中,“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5],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各界的关注。遵守国际规则能够使我们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做出表率,同时也会使自身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尊重。

6)承担国际责任,坚持公道正义

在全球治理中,国家要积极承担起与自己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管子》中记述了“桓公忧天下诸侯”的事情。鲁国绝嗣,狄人攻邢,狄人伐魏,桓公都帮助保全了它们,“天下诸侯称仁焉”。并且鲁国和邢国拿玉来拜见,请为齐国的关内侯,桓公都没有那样处理。“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3]。而桓公知道了诸侯归附和亲睦后,便更加施以恩惠,“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3]。这是桓公作为大国之主对天下事务的承担,这种国际责任感是一脉相承的。当今中国有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的真诚愿望,“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密切关注和无私帮助仍然生活在战火、动荡、饥饿、贫困中的有关国家的人民”[8],这是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除此之外,桓公在处理天下事务时以公道正义作为标准。他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已有,他还出兵诛杀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在这种无人能抵御的状态下,歇甲收兵,凭借强盛的文治而无所怵惕,如此,“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指出,“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9]公道正义始终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所秉持的原则,也是我们对新世界的美好愿景。

结语

作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优秀政治家,管子不仅凭借其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深厚的思想积淀辅佐桓公将国家治理得国富兵强,更是靠着对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富有国际眼光的天下治理观念使齐国在当时的天下格局中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当今中国在积极推动和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取得许多成就,包括提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促进全球治理的进程,通过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等等。历史的传承使先人的思想与今人的智慧若合一契,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必将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著,杨钟贤.郝志达译注.史记[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2] 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7:214.

[3] 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69,169,362,363,351,351-352,171,171,350,360,350,326,350,330,330,332,333.

[4] 苏长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N].人民日报,2017-11-05.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7] 陈向阳.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思想[J].前线,2017,8.

[8]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20.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6.

(作者简介:姬芳序,安徽大学2018级历史系中国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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