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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研讨 >> 地域文化 >> 【管子研究】(2008年第一期)陈独秀:江淮地域人文性格的一面镜子
 

 

陈独秀:江淮地域人文性格的一面镜子

 

龚  武/文

 

由于与世界第一大党,而且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特殊因缘,陈独秀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公众人物,其生平事迹似乎早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就除去陈独秀身上浓重的政治油彩加以立体地再现他作为一个感性的人活生生存在而言,可能今天人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囿于本人术业专攻方面的弱点,对陈独秀可以说素无留心研究,但要说对安徽的这位影响中国现代史的著名老乡一无所知,也未免说不过去。所以,偷一下懒,选择一个近来个人比较注意的研究方向――地域历史文化与地域历史人物的关系这一个话题,就陈独秀个案,谈一点对江淮地域人文性格不成熟的看法。

 

一、       陈独秀的三宗功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马祥林、徐焰曾于纪念陈独秀的《追念叹息长相随》一文中开宗明义:“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创办《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撰写革命文章,引荐新思潮,介绍马列主义学说,扶植革命青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始成立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己没有出席,派出代表包惠僧出席),当了五届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领导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被开除出党,继而组织托派……,晚年,虽有机会“回党”,但机缘已尽,至死未能重返中共政治舞台。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松年都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和革命烈士,陈独秀当然是革命先烈的父亲。因此今天研究陈独秀难免怀着复杂的心情。

纵观陈独秀一生,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关键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总司令”,《新青年》创办者,“创造了党”,首任中共总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托派的发起人。这几个关键词,几乎都可以以“第一”冠之。陈独秀的文化人格基本可以用一个顺应并引领时代潮流、敢为天下先的知识者,一个伟大的“造反秀才”来概括(他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最伟大的功勋是倡导新文化、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到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已足以称得上伟大。而陈独秀这两件大事都做了。不管其以后如何,都应当尊重历史肯定他的功绩,承认他的历史贡献,而不能因为其过,而忽略其功。

中国是儒文化过分发展的国度。儒文化为一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排拒了多样性文化因素生长的空间。而儒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化的臧否,不能理性地分析研究一个人功过,而习惯常常对一个历史人物采取纯伦理的道德化评价的方法,即简单的把一个人两分,好的部分有多少,坏的有多少,好坏相加减,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譬如“几几开”这非常类于小学生作算术的结果。这种小学生做算术似的评价历史人物,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容易把一个不是坏人的人,结果得出是坏人的结论,而把一个不是那么杰出的人,妆扮成完美的圣人。

我们一度对陈独秀的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摆脱“小学生做算术”的评价体系。所以一批就全盘否定,一评就无不美妙,显得比较乱――是否定者,就专事寻求否定的证据和资料,只说否定之词,而肯定者也专事寻求肯定的证据和资料,只过肯定之词。陈毕竟首先是政治人物。对其评价说一点不受领导人和党的政策的影响,这是不现实的。因此,大家出现了各说各话的现象。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相当普遍地方法是形而上学猖獗。说的好听一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的不好听,就是学术的虚假繁荣。因为方法上是有问题的。

个人认为,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之一,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曾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在著名的《新青年》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作为新文学实绩代表作,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因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勋是与天地共存的。

 

二、       江淮地域三分谈

今天的安徽,即江淮大地,以地域文化的视角划分,省内文史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以水系为“地理-历史”座标大抵可一分为三:即自南而北,依序为新安江文化(或称徽州文化)、皖江文化和淮河文化。而从古今人物诞生的时间划分,这个次序是反过来的,即是自北而起,于先秦时代,淮河流域最早,产生了“三子”即管子、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上古文化;然后,汉代淮南王、三国时期“三曹父子”,以及魏晋时代嵇康、阮籍等文学家,继续引领时代的风骚。到了元明时代,风气文脉从沿淮淮北向沿淮淮南和江淮之间转移的趋势初露端倪,阜阳的刘福通凤阳的朱元璋,相继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一,建立了明王朝。

风气文脉逾淮河,在江淮分水岭徘徊,继续向南延展。清代,有桐城古文学派,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和“淮军”,近现代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三陈父子”,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巢湖“三名将”、五四文学流派之“未名社”以及位于大别山麓的将军县金寨……还有塔城安庆和誉满全国的黄梅戏艺术。

风气文脉从皖江而皖南新安江流域,从文房四宝,到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和徽商文化,从胡雪岩、胡适之到绩溪龙川、旌旗江村的宗祠文化……重视商贸,重视教育,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徽骆驼”,显然那是一种比“黄山松”更具有人文内涵和精神底蕴的道德形象。尽管后起的文化现象已经渐渐远离早期淮河文化的经典性。但毕竟江淮风气文脉就这样走了一条北风南渐的历史之路。对于这个一脉相承的人文风气流变的过程,具体路线图是什么,内在的根据又是什么,个人还没有来得及深究。但至少从现象学上观察,它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也是皖籍古今人士地域文化的特色,反过来说,皖籍著名的代表人物总不免打上地域文化的一般烙印。

 

三、皖籍人文四特色

一般来说,陈独秀传奇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当然具有时代的特征,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实际上仅仅停留在这个认识的层面,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能说明。比如我们如何理解陈独秀为什么不同于同时代的李大钊,或者蒋介石?我们可以把时代客观环境和条件当作一个要件,作为考察和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参照系统,但它决不是唯一重要的系统。而结合时代条件,从地理、地域文化,即从更感性的方面来认识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1、引领风气之先的经典性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这个“开天辟地大事变的” 领头人之一就是陈独秀。

从管子、老子、庄子“淮河三子”为标志的中华古典文化的典范来看,皖籍地域文化雏形最早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旋律:引领并开肇风气之先,往往不避开创之险,不避处于风头浪尖之嫌。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子是这样,他敢于而且精彩之极地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是这样,他敢于说而且精彩之极地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是这样,他敢于说而且精彩之极地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管饱之交是这样,神童上卿甘罗是这样,魏武帝曹操是这样,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样;首倡并身体力行洋务运动的李鸿章、戴着顶戴花翎经商的胡雪岩是这样,曾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也是这样,甚至带头农村“大包干”的凤阳小岗村的十八户社员和第一个敢吃市场经济“螃蟹”芜湖的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九……都无不是这样的个性色彩浓重的人物。

细读陈独秀一生,其性格独特之处似乎总是在“开风气之先”。这与其说是陈独秀的性格喜剧,毋宁说是陈独秀的性格悲剧。如果说,甘罗12岁为宰相,12岁就遭杀身之祸,是第一个不得善终的皖籍历史人物,那么,陈独秀和王明是否是不幸而步了甘罗后尘的最后两位人物呢?

2、“政治动物”的天赋性

管子、鲍叔牙、甘茂、甘罗、曹操、朱元璋等的杰出政治家不去说了,即使皖籍人物中的纯文人墨客而青史留名者,甚至著名的隐士,骨子里也还是离不开政治的。主张“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老子难道讲的不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吗?主张“无为而治”的庄子难道讲的不是一种原始理想的政治吗?以策论天下而无匹敌又被举为孝廉的黄宪,不愿意在洛阳做官不又何尝不是在坚守一种政治的乌托邦?他们只是用自己方法在讲政治而已。竹林七贤不讲政治吗?他们的放浪形骸,其实是对当时政治的极端失望的反抗。身陷专制政治漩涡中心的李鸿章和皖系军阀,不必说了。胡雪岩更是大商人政治家。一生头戴了无数顶洋博士帽的胡适之先生总体上好像是个学贯中西的学者,骨子里却十分懂得政治取舍,他不喜欢“主义”,只研究问题,崇拜美国,却反对日本,整理国故,却抹杀管子。只是他所讲的类于忠君的政治,与陈独秀“创造的党”所讲的造反的政治,不是一回事罢了。

陈独秀的生平事迹显示,他是一个一生都在从事政治,不断创造党派组织,并总是愿意“当头”的人。中国共产党是他创造的,他当了五届的头。但中共并不是他创造的惟一的政治团体,他早于1905年,即组织了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头”。被开除出党之后,于“1929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陈独秀还是当头,尽管最后的政治组团是人生的败笔。亚里士多德说过,男人是天生政治动物。这至少对皖籍的历史名人而言似乎颇为适用。

3、格物致知的人文性

有关资料记载:“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

安徽被称为历史文化名人之乡,言其文风鼎盛。以上我们屡屡提到的历史人物大多以开化文物、倡引风气而著称于世。如《管子》,煌煌17万言,被宣兆琪新著《图说管子》称为“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道德经》,被奉为中华本土宗教道教的最高经典;《庄子》,成为我国最早浪漫主义美学流派庄楚文学的典范,“三曹”则以“风骨”清丽著称而首创建安文学流派,以武功著称“羽扇纶巾”的周瑜,也是精通音律,世传所谓“曲有误,周郎顾”……以致世人都公认“惟楚有才”。无论是魏晋的“正始文学”,还是清代的桐城散文学派、著名小说家《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之、陈独秀,还是后来的六安蒋光慈、未名社诸君、美学大师朱光潜、著名作家戴厚英、著名学者常任侠、吕荧……他们无论是从政,还是从文,总是最大可能地追求政治和文化的联姻,追求文化的经世致用,同时毋庸讳言,他们也追求人文精神价值本身。

1943年,中共元老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美学大师郭因先生早于1980年代初期,就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人类审美的最高境界,是我国最早提出建设“三大和谐”的第一人。以“我手写我心”为座右铭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新时期发出《人啊,人》这文学人性解放的第一声呐喊。

他们都曾是时代思想和人文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不必苛求他们十全十美。道德文章,美文宏论,长篇巨制,琴棋书画、医艺表演……皖籍文人的门类总是最为齐全的,他们的作品和业绩往往也是最棒的。历史上还有皖籍科学家华佗、王蕃、程大位,有画家戴逵、曹霸、李公麟、渐江,有演艺家程长庚、杨月楼。还有陶行知、黄宾虹、林散之、赵朴初、吴作人、杨振宁,等等。

 

4、           特立独行的鲜明个性

皖籍历史人物总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活,特立独行,能应事变而不随波逐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管子一生,活的真实,敢于自揭其短,于“穷”“不遇”时,在朋友面前放下身段,常有越乎常理之举,显达时不忘根本,始终锁定以天下为自己生死的目标。鲍叔牙忠于友情,不惜放弃相位,甘居人后,高风亮节,爱憎分明。庄子的妻子死了非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十二岁的甘罗,少年天才,锋芒毕露,临危不惧,傲骨铮铮,甚至不惜犯上拂逆,以身试法,以致英年早逝。喟叹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孟德,是否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不说,在汉代儒家文化定为一尊之后,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迂腐之气,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不仅凭着文韬武略,还施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他的名言“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比之晚于他差不多一千年后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走自己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名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吴时期的天文学家王蕃清高坦诚,磊落光明,傲骨铮铮,从不像群臣中的庸碌之徒,善于观察吴主孙皓的脸色办事,他有时还不计利害,违逆孙皓的想法,直言相谏。这样的事情积累多了,就受到了小人的诋毁,结果被孙皓借口其酒宴醉后失态而杀害。

“竹林七贤”中人物大多以离经叛道、放浪形骸著称。嵇康因为朋友山涛推荐其做官,而作著名的《绝交书》与之断绝往来。如说:“吾直性狭中”……“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盘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委实是一篇自我解剖的千古奇文。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李鸿章死后不足两月,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曰:“ 李鸿章一如霍光不学无术,又像诸葛亮身兼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与曾国藩犹如管仲之于鲍叔,韩信之萧何;更有甚者,把他比做梅特涅、俾斯麦、伊腾博文。 然启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又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陈独秀一生具有鲜明的造反者的叛逆性格,不能安分,常遭厄运而履败履战。同时也作过《乳赋》,有儿女情长、柔情似水的一面。

史料显示:陈独秀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1927年7月他离开中央共领导岗位,创立党内之党,转信奉托派观点,1929年11月,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党籍被开除后,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上海组成托派组织“无产者社”,1931年5月,召开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担任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正是这时期,处于穷途末路的陈独秀,与上海滩的芳邻,比他小30岁的浦东女子潘兰珍发生了一场忘年之恋。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于判刑遭囚禁期间,潘兰珍不顾阻拦从上海赶往南京探监,“称陈独秀家属”,化名王哲亚,横遭狱衙相阻,不得相见。潘兰珍成了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他将处理潘兰珍的善后工作委托给了老友高语罕。于狱中多次写信叮嘱高,要他“婉言”劝潘“不必来看我”。“无情未必真君子”。这一段故事,今天读来,令人也难免为之动容。

而另一面,在中共党内五届任职期间,陈独秀也好以家长自居,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视其他同志为小辈,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俨然一位中共党内封建大家长。

今天评价皖籍古人(当然不必局限于皖籍历史文化名人)的个性,主要是观察得失,汲取长短,道德化的批判已经于事无补而又害之。我们研究陈独秀,分析其得失个性的优劣已经不那么重要。当我们从尘封的历史中,偶然捕捉住陈独秀当年做党总书记时候的封建大家长的文化形象的一面时,却忍不住发了“思今”之“幽情”:解决党内的民主问题,也许即使对于一个世界上最革命的党来说,也从来就是一个与生俱来而关乎兴衰存亡的大课题,尤其是在其成为执政党之后。

 

陈独秀的性格,自然带有属于他个人的性格特征,但更带有古来今往江淮有识、有为之士的共性特征,即身上透出一种元创性、叛逆性、批判性和文化性的人文精神。当然这并非说江淮人物身上没有弱点,相反江淮人物身上的那些弱点,除了属于时代的、阶级的、生命个体的局限性之外,也存在诸如为官鄙俚流俗、心计有余、豪气不足的毛病,多为世人所诟病。今天我们应当鉴别良莠,克服不足,从皖籍历史人物身上汲取精神智慧,发扬皖籍地域人文的优良历史传统,继续走在引领时代新潮流的前列。

 

 

 
投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日期:2012年08月21日 【字体: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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