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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 学会期刊 >> 管子研究 >> 总第53期 《管子》农商并重思想探析
 

 《管子》农商并重思想探析

 连伟 

【摘要】《管子》一书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别于其他先秦诸子,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先秦  管子  农商并重

 

一、先秦诸子重农抑商的主流思想与《管子》的农商并重

周代以农业立国,直到春秋时期,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到了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产生和交换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革,危及到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持封建经济,重农抑商成为了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主流。

早期法家李悝(前455—前395年)是先秦重农抑商思想的发端者,他提出“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 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认为只有搞好农业,国家才能富裕,手工品的生产和交换则被斥为技巧,不禁则会导致国家贫困、人民奢侈之风。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继承了李悝的思想,并最早明确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其规定:“大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他还强调:“治国能抟民力而壹务者强,能事本禁末者富”(《商君书.壹言》),“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商君书.外内》)。商鞅还指出了重农抑商的具体措施,“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禁止商人卖粮,农民卖粮,“重关市之赋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对商业征收重税,使从商无利可图。(《商君书.垦令》)。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约公元前280--233年),其重农抑商思想更甚,把工商业者斥为五蠹,“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五蠹》。他还提出应当“困末作而利本事”(《韩非子.奸劫弑臣》)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也是重农抑商思想的倡导者之一,他提出“知务本禁末之为多财也”(《荀子.君道》),认为从事农业生产才是生财之道。他还认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所以他大力提倡“省工贾,众农夫”。(《荀子.君道》)

从上可以看出,重农抑商是先秦诸子的主流思想,然而管子却大异其趣,其经济观念虽然以重农为本,但是也不忽视更不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可以说农商并重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一大创举。其他诸子思想与管子有如此之差距,时代和地域的影响当然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则是思虑之广,目光之远,其他诸子距管子远矣。

先秦时代唯一和管子一样提倡农商并重的,是郑国大改革家、政治家子产(?—公元前522)农业方面,子产“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主要是以改革田制为主的田洫政策,对旧有的土地制度加以改革整顿,保留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商业方面,大力保护工商业者利益,出台“市不豫贾”(《史记.循吏列传》)的政策,指官方对市场价格的制定不予干涉, 完全按照市场供需情况而转移,对工商业产品的交易实行一种灵活自由的政策。可惜子产并未留下任何个人著述,其思想散见在《左传》、《史记》等历史典籍,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第一部系统阐述农商并重思想的著作,毫无疑问应当是《管子》。

 

二、《管子》的重农思想

 

《管子》的重农思想比起商鞅等更加具体和化系统化。将农业内部区分得更细,理论分析也有所深入。

《管子》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如果不重视农业生产,耕得不深,耘得不勤,耕地不肥,荒地不脊,杂草丛生,这样的国家一遇水早灾荒“则众散而不收”,是一个随时都可能垮台的“寄生之君”。

《管子》指出,“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在这里,它把桑麻六畜等农林产品都看作国家富强与否的标志。它认为“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读逐于隘,障水安于藏,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瓤、荤菜、百果具备,国之富也’。国家要富强,就要从水利建设到农林牧副各业全面发展,否则,国家就要贫乏。

《管子》进一步分析,“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危与农业生产关系极大。“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可见,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

《管子》主张要“壹民”于农,如果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这个国家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它的统治就不能长久。因此,统治者要“为民除害兴利”,“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要求统治阶级必须关心支持农业生产,制定出一系列利农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管子》进一步指出,主管农业的官吏应该有明确的分工,除了山泽“以时禁发”外,还要负责兴修水利,“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早,有所秎获”,并根据地势、土质因地制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

同时,《管子》强调,必须大力开垦荒地,“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就是说,不提供产品的土地,等于没有土地。如果“国大而地不辟”,则是因为“君好货而臣好利”,不重视农业生产所致;如果“辟地广而民不足”,则是因为“上赋重而流其藏”,是统治阶级将农民的粮食和积贮搜刮殆尽的结果。所以,《管子》主张“薄税敛”,要求统治阶级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他说,“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他又分析了“地辟而国贫”,是由于“舟舆饰,台榭广”,不注意“用之有止”所造成的。提醒统治阶级必须在轩冕、爵禄、宗庙、宫室台榭、服饰方面尽可能节约财政开支,减轻农民的负担。如遇荒年,还要减免税收,保证农民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

 

三、《管子》的重商思想

 

管子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人性“好利”是《管子》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基于此,《管子》十分重视发展经济,把物质生产和生活看作是政治、伦理观念的基础。他在首篇《牧民》中开宗明义地说: “ 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主张治理国家必须从满足物质需求入手。《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子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由此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管子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 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业的物质生产。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 则万物贱; 万物贱, 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 无市则民乏” 的经济困境。( 轻重篇)管子还提出了“ 利民” , “ 富民” 等经济主张。而“ 利民”的具体内容,在工商业上表现为盐铁生产中允许私人经营,“民得其七”;山林湖泽允许私人开采利用,等等。在《轻重》诸篇中,他主张通过由国家经营的工商业增加国家的经济收入来取代直接向百姓征税加赋,如盐铁专卖、手工业官营等。

管子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 《小匡》) , “ 以农为本, 本末并举”。他认为,“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加强对私人手工业和商业的管理并为其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子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

管子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他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 从而控制整个市场; 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 就是轻( 贱) 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 买进) 和散行( 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 价格又会下降, 即“ 发则轻”( 《揆度》) 。这样, 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子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管子利用外来商人致富齐国,又避免了外来商人和商业对齐国的损害和不良影响,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此外,《管子》中有些篇章还提倡消费、鼓励工商,主张通过发展工商业来刺激农业生产, 活跃经济, 丰富人们的生活农业生产, 活跃经济, 丰富人们的生活(《侈糜》)。

管子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俭。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 富者靡之, 贫者为之” ( 《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子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的种种观点使《管子》一书更具有“好利”、“重商”的色彩,管子也被人们看成是一位重商主义者。也正因为如此,《管子》的思想在诸多传统思想流派中更显得别具一格,色彩鲜明。管子的重商政策,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靠国家垄断商业及其经营而致富成了强国。

 

四、结语

我们应该看到,管子的经济思想虽然有“重商”的特色,却是在把商业视为最末的基础上。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核心还是在于农本以及富国,更倾向于经世济民之含义,虽其策术之实用多取于商业,但究其目的是为治民富国平天下。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贪欲的驱使下无限逐利,在竞争中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是有很大区别的。把管子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的重商主义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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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刘向 向宗鲁 校正 .说苑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裘是.先秦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刍议[ J ].金融管理与研究:19904:61-66

 

 (作者简介:连伟,南通大学管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喀什大学人文学院与南通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投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日期:2018年09月19日 【字体: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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