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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 学会期刊 >> 管子研究 >> 总第53期 管子财政思想的当代意义
 

 管子财政思想的当代意义

  

 

摘要:作为先秦时期著名思想家与政治家,管仲在赋税、农业、货币等诸多方面实践了他的财政思想,并成功辅佐齐桓公开创霸业。他的财政思想值得后人去深入挖掘和仔细思考。当今,我们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很有必要研究先哲的观念,总结前人的经验,为解决当前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管仲;财政;农业;税收;货币

中图分类号:F812.9  

 

    管仲生于公元前八世纪末主要活动于公元前七世纪前半叶,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时,平王东迁已逾百年,周王室衰微,列国之间征伐不休。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的齐国任用管仲为相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政策,致使国力迅速强盛,称霸一方;国君齐桓公也因之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

    管子的思想散见于《国语》、《史记》、《管子》等等,尽管学界对于后者的成书时间和具体内容尚有争议但其却仍是研究管子思想不可忽视的史料。管子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关注从稍后的孔子,到唐宋之际的韩愈与苏洵再到当代的学人,时间跨越多年不乏卓有洞见的评述。其中,管子的财政思想在当今尤为值得关注。

 

一、管子财政思想的时代背景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1]面对这种时局,各诸侯起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接受了鲍叔牙的举荐,任用管仲为相,励精图治以求发展。

    管仲在思想史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葛兆光先生曾指出,“思想与学术有时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是悬浮在社会与生活的上面的。”[2]然而,管仲作为齐国上卿,得以跻身政治上层;因此,其思想也就有机会转化为国家政策,继而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思想家一旦成为政治家,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要讲求务实需要着眼于现实,力求具体问题的解决。《管子·牧民》中的这句话——“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千百年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用于肯定国家的富强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意义。诚然,国富与民富之间不仅有紧密联系之处,又有区別之处。不过此非本文所可论及。

    面对当时的情境,管仲所提供的多项政策其直接的目的就是“富国”。只有国家收支有度,财政充裕,兵精粮足,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争霸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尽管按照我们今天的定义,国家强盛的标志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还应考量政治、文化乃至环境等诸多素;但是在那个争霸时代,国家的财富状况与军事实力等两项指标则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更何况管仲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二、管子财政思想考述

    在管仲所处的时代,井田制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公羊传》何休注曰: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按照现代产权理论理解,这是因为在公有产权形式下,控制权和收益权处于分离状态,公有产权下的个体都想分得公有产权的收益而不愿意多付出努力,因此在激励方面存在很大的外部性。当时,庶民在私田上勤恳卖力而在公田之上消极懈怠,造成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诗经·齐风·甫田》)的荒芜景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收人。对此,管仲采用了“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之法,根据土地质量的优劣进行征税。此法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均地分力”,一为“与之分货”。前者是把公田分配给农户耕种,集体劳动转化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独立经营。如此一来,产量的多少便与农民自身收入的多寡以及生活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所以不情愿的被动劳动也就转变为自觉劳动,大大激发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后者是指依据土地质量测定粮食产量,把一部分劳动成果上交国家,余者留给生产者自己。藉此,劳役税被实物税所取代税额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多产多得,耕作者为增加产量就会起早贪黑尽力耕作。这种方法有效地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公田、私田均须一体纳税,国家也扩展了税源确保了农业收入。这一政策的施行实质上是土地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

    鉴于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故而管仲也充分强调保证农时,他认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国语·齐语》)”。他主张国家征调徭役的时间不要与农时相冲突。同时,“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国语·齐语》)”,即国家禁止农业生产者随意进入山泽进行非农业活动,以免耽误正常的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到国家收入。

    正是基于“富国”的目的性,管仲提出了“轻税”理论。根据当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的描述,税收收入并不总与税率正相关,当税率较低时适度提高税率会增加财政收入;但若税率过高,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竭泽而渔”之时,财政收入反而降低。在中国历史上,民变多因百姓不堪重负而产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也多与此有关。《管子·国蓄》指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发)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管子·正世》则谈到了税负过重的危害:“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此外,《管子·宙合》、《管子·权修》等篇目也有相关的表述。在管仲看来,“取之有度”才是最为合理的。《管子·大匡》就此谈到:“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

    “轻税”思想相配套的是“官山海”的主张,即由国家控制盐、铁及山、林、泽等自然资源实行专卖。依照《管子海王》记载,管仲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輋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二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二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这种“官山海”的政策通过政府的垄断性控制和营销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这也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丰厚的财政基础。此后历代王朝多在此基础上斟酌损益,有所兴革。自宋以降,盐课收入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对充实国库起到了关键作用。

    管仲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就是“轻重”思想。《管子·山国轨》云:“国币之九在上,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这种观点在狭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国家通过货币、商品进行调控,进而稳定市场,增加收人。还有些学者看得更远,将“轻重”理论上升到“治国之论”的高度。

 

三、管子财政思想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衡量所谓的“盛世”与“治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经济的繁荣。《管子·治国》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我们不难看出,管仲的一系列政策在宏观上都有利于发展经济,最终富强国家。同样,无论任何时代要想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都必须要重视经济,发展经济。有西方学者这样评述道;“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经济改革,《管子》在西方的对应著作是《国富论》,与对《国富论》进行常规分析相比,研究《管子》可能与中国的经济学更相关。”[3]管仲的相关思想很值得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人去挖掘和思考。回顾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我们不难发现“以史为镜”的重要性。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使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地发挥了劳动和土地的潜力。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多年期间,经济建设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从经济特区的设立,到加入世贸组织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再到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作用……党和政府通过层层努力将经济蛋糕一步步做大。在此期间,党和国家有关发展经济的创造性理论令世人称道:“单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哈耶克。”[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如果在深入一点看,管仲的财政思想可以引申为“强国”思想。近代以降,曾经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逐渐落伍于两方,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饱经屈辱直到世纪中叶以后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崛起狮吼东方。同家富强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梦想和坚定信念。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萧功秦先生指出:“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只有国家富强,才能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才能让人民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成果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5]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9.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1.

[3] 哈里·兰德雷斯(美),大卫·柯南德尔(美).经济思想史(第四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32.

[4] 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6.

[5]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1.

 

 

作者简介:刘巍,历史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投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日期:2018年09月19日 【字体: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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