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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 学会期刊 >> 管子研究 >> 总第53期 管子商道与以人为本
 

 管子商道与以人为本   

宋玉顺

 

【摘要】本文从国之石民:重民与重商;四民分业:安民与安商;设置市场:利民与利商;轻其税敛:惠民与惠商四个方面论证管子商道蕴含的人本理念,并揭示其历史作用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管子商道;利民利商;惠民惠商

 

管子商道,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丰富、精湛、经世致用,致使管子被誉称为“商圣”、杰出的经济学家。它之所以在春秋时期,对齐国的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富国强兵、桓公霸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乃至今天仍有极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深深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二者相互交融于一体,而“以人为本”则是其商道的思想基础。下面围绕几个重要问题,两相对照,而阐述之。以期对于今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借鉴。

一、国之石民:重民与重商

管子人本思想首先表现在重民,即重视民众的巨大作用。《管子·霸言》曰:“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就是说;要取得霸业,要把依靠民众作为根本,坚持这个“本”,国家则巩固;背弃这个“本”,国家则危亡。这是管仲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论断,充分肯定民众在治国安邦、争霸天下中的重要作用并把这一理念用于治国实践,且获得巨大成功。

管子对“本”,进一步解释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下仅注篇目)。那么“百姓”的内涵又指什么呢?《管子·小匡》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里的“士”,指武士;“农”,指农民;“工”,指手工业者;“商”,指商人。“石民”,即指国家赖以依靠的柱石之民。管子如此明确地把手工业者和商人列为四种政治、经济力量的两种基本力量,在中国经济史上尚属首次。这也是管子实施优商惠工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对工商业者地位的认可,还表现在对工商业者晋官为仕的确认。《管子·大匡》言:“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事长养老,乘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即是说明令高子(齐国重臣高傒)对工商业者中孝敬父兄、尊长养老、积极从事工商业,且敬业爱业者,要大力举荐。其优者,通过管仲接见,桓公召见,让他们进入朝廷为官。这一举措,打破了自商周以来工商业者不能入仕的禁律,无疑是对广大工商业者的最大精神鼓舞。自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在谈到商人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时,管子指出:“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取而利之。市廛之所及,二依基本。”(《侈靡》)肯定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住不挑选住处,缴税不选择君主。他们卖出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是为了享用。利用国家的山林资源获利,使国家和市场税收成倍增长。可见商人对国家的贡献之大。

由此可见,管子对商人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何等到位。在治国实践中实施一系列安商、利商、惠商政策,就势所必然的了。这是其“以人为本”理念,必然在其商道中充分体现的立足点。

二、四民分业:安民与安商

春秋时期,管仲率先提出并实施的“四民分业定居”是齐国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经济区划的重大措施。它体现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人本思想。即使四民有安定的居处,使四民更好地从事本行业。简言之,即使之安其居,乐其业。当时齐都临淄工商户已各达6000户之多,由于居住分散和杂乱,既不便于管理,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四民分业定居”的实施,对城市中的工商业者来说是颇得其益的。具体表现为:

其一:同业聚居。“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小匡》),即把手工业者,集中安排在官府附近居住,把商人集中安排在市场附近居住。这样便于形成良好的专业环境。对手工业者来说,便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可以收到“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小匡》)的效果。达到“工盖天下”、“器盖天下”,最终实现“正天下”的目标。对商业者来说,业务信息流通,可以“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价)”(《小匡》),增强商业经营本领,提高经济效益,使他们更好地 “料多少,计贵贱”便于“市贱鬻贵”,通货之有无,调物之余缺,对促进商品生产、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有巨大作用。

其二、专业相袭。管子不仅主张同业聚居,而且主张专业相承。即“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小匡》)。这一做法,有利于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正如李英森教授所指出的:“这个环境既可使从业者‘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又可使‘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小匡》)子女从小就在父兄的言传身教的职业环境熏陶下,耳濡目染,学习各种生产技能和经营手段,这样子承父业,世代相传,成为世袭的职业者,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为社会提供劳动力资源和技术后备力量。这是一所无形的职业大学和最经济的职业教育。”(《齐国经济史》)故临淄成为中国职业教育起源地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父子相承,世代相袭,能使分配于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劳动力一代一代传下去,保持各行各业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和职业的稳定性。否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春秋时,管子实行的“四民分业定居”,意义深广,对后世影响很大。齐相晏婴说:“在礼,······农不移,工贾不变”(《左传·昭公二六年》),《唐六典·户部郎中》云:“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这种工商不变迁,专业世袭的做法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影响到整个封建社会。

总之,“四民分业定居”是使人民安其居,乐其业的善政举措,而得益者,首先是工商业者。

设置市场:利民与利商

“利民”是管子人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精辟论述。如:“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五辅》)“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霸言》)管子利民的理念深深地渗透于其发展商业的实践中。他重视市场的建立,就是一例。当时齐都临淄城和广大农村都普遍设立了不少市场。

市场即货物交换的场所,它的发展必须有以下条件:一是伴随着生产力日趋发达,剩余产品增多,使交换具有可能。二是具有货币为产品交换提供便利条件。三是必须具有良好的工商政策,扶持、促进市场的发展。这些条件在春秋时的齐国,大致已经具备。管子的贡献,在于及时提出市场理论,肯定市场的功能、作用及性质,表现了很强的利民、利商观点。

《管子·问》篇曰:“市者,天地之财聚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尹注:“求天下之财,不登山入海,于市求而得之,故曰天下之财聚。”又注:“和谓交易,万人因市场交易而得益。”市场即商品流通领域,是一切商品交换的总和,即由买卖活动的总和构成的。在市场交易中得益者不仅是完成交易并获得利润的商人,而且也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既可在市场将自己的产品(粮食、工具、生活用品等)卖出并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又可购买到生产、生活必须品。因此,《管子·乘马》曰:“无市则民乏矣”,没有市场,人民就困乏不堪,有了市场,人民就方便,而且从中获取益处。

《管子·侈靡》篇曰:“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就是说市场具有一种激励力量。激励是为了发展,由于市场的这种激励作用,不仅促进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工商末业的发展。市场的这种“劝”(激励)作用,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易来实现的。正因为这种交易,使各行各业的人们得到益处,自然其积极性得以提高,于是努力从事于本行业生产,这样便促进了经济发展。管子的通过市场交易而利民、利商、繁荣经济的观点,是十分精辟的经济学见解。

为了保证市场稳定持续发展,加强市场管理是十分必要的。管子对于蓄商巨贾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害国害民的行为,深恶痛绝之,并予以坚决打击。采取的措施是国家运用轻重之术,参加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活动。具体做法是:当某种重要商品(如粮食)上市量大,价格下跌,为了不使谷贱伤农,保护农民利益,或者在富商大贾故意压价收购时,便大量投放货币,大量收购粮食,以稳定物价。当某种商品(如粮食)紧缺而导致物价上涨危及消费者利益之时,国家就要平价抛售货物,大量回笼货币。这样杜绝不法大商贾的非法经营活动,对于农民、手工业者、中小商人都是有利的。为了培养市场,管子采取了向农民、养蚕户贷款的方式,既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又培育了市场。《管子·国蓄》曰:“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这就是在青黄不接之际,政府向养蚕户、农民发放贷款、粮食、种子等,以预征丝帛、粮食等农产品。这样,他们既得到扩大再生产的扶助,又不愁产品的滞销,对国家而言,则保证了市场商品的充盈,保证了物价的稳定。此举对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有百益而无一害。时至今天,这种预先付款订购商品的方式,还广泛运用着。以此可见,管子建立市场、加强管理所显示的人本思想是明显的。

 

四、轻其税敛:惠民与惠商

薄赋轻税是管子人本思想中的惠民措施。齐桓公继位后的齐国,正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局面,而税敛重则是其一。管子曰:“人甚忧饥,而税敛重······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霸形》)“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省刑罚,薄税敛,则民富矣。”(《小匡》)“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止不止,国虽大必危。”(《治国》)管子的这一爱民、惠民思想,必然影响于其商道。

其一、不重税。“明道以重告之”,不要重复收税。《管子·问》篇曰:“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十六道曰。”(齐国凡十六道,皆置关,并同此令)这是桓管下达的招商令,以优惠的政策,招引外商。

其二、轻税。《管子·大匡》言:“桓公践位十九年,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管子·幼官》载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租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如此轻的关市税,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未曾有过,只有齐国实行了。

其三、免税。在特殊情况下,根据某种需要,实行免税也是必要的。《管子·五辅》言:“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管子·小匡》言:“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廛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管子·霸形》言:“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以忠信,远者示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若流水。”这是齐国放开市场,搞活经济,发挥商人积极性,促进商品流通而采取的更为优惠的政策。

除此之外,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以保证商品的安全运转和提供优质的服务,给外商以便利。《管子·轻重乙》载,桓公曰:“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列述其措施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之若流水。”这里的皮、干、筋、角,都是古代制造兵器的材料,竹箭为战备之器。为取得这些物资,请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而且实施激励方针,规定拥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车的商人,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这样天下商人纷纷至齐,满足了齐国进口战备物资的需要。达到了“天下之宝,壹为我用”的目标。

众所周知,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此低的税率,齐国何以为继?其实当时齐国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官山海”——盐铁专卖、粮食官营,森林国有、畜牧官营等,以及泽渔之征、田赋收入等,管子低税制的意义:

第一、齐国低税制,是为了出口齐国的拳头产品。齐国海域广阔,盛产鱼、盐,此为周边诸国紧缺物资。以轻税、免税的手段,激励外商前来采购的积极性,齐国以渔盐之利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为富国强兵,奠定了物质基础。实现了“来天下之财”的目标。近代学者、革新派梁启超高度评价说:“夫管仲所用之齐,其国势非得天独厚,······而管子能用之以富强。而匡天下者何也?则所以善用对外经济政策者得其道也。”(梁启超《管子传》)第二、管子低税制及优质服务,吸引外商来齐,可解决齐国紧缺物资,尤其是战备物资之需,这大有助于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第三、低税制可激发齐国的消费活力。齐国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发达,来齐商贾和游客越多,越能促进齐国服务业的发展。第四、低税制收取了天下民心。《管子·霸言》曰:“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天下百姓“谁都知道在齐国做流通可发财,流通带动从事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亦可致富,时间一长,自然人心思归齐。在那个需要财富和人丁的时代,谁的财富多,谁的人丁兴旺,自然离称霸的日子不远了。作为政治家的管子是相当老谋深算的。”(程国政《管子雅话》)

总之,齐国商业政策的开放性,是允许商人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的商业活动中获取利润、发财致富的。这样做的结果,实现了“天下之宝,壹为我用”“来天下之财”的目标。对国家和广大人民都是大有益处的。显然,这是人本思想在商道中的反映。

综上所述,管子商道是时代大变革的产物,是管子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政策的反映,对于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进招商引资、对于繁荣市场、搞活经济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对于稳定社会及其实现桓管霸业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司马迁曾高度评价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候,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史记·平准书》)近代史学家王树楠曾高度评价说:“通商之国智,不通商之国愚;通商之国强,不通商之国弱;通商之国富,不通商之国贫。以言乎古······管仲相齐,通商而霸诸侯。”在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今天,管子肯定个体工业者的地位和作用,实施经济区划,为工商业者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经营环境,注重建立市场,实施服务性管理,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以优惠的条件招商引资,更为可贵的是,其以人为本理念,始终蕴含于商道之中等。所有这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作者简介:宋玉顺,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研究社社长

 

 

 
投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日期:2018年09月19日 【字体: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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