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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 学会期刊 >> 管子研究 >> 总第53期 管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管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龚 武

摘要:本文从哲学上追根溯源,揭示管子政治哲学的基石“天”“地”“人”三要素,及其三者“相调”,有机统一构成了政治哲学,从而也是元哲学的世界观;另一方面管子在哲学上继承了上古“参”“伍”和“轻”“重”之说,创造性地将“错综参伍”和“轻重”概念化为政治智慧,从而建构了管子指导相齐治理内政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践的坚实理论基础。

主题词:管子;“天、地、人”相调;“参伍”“轻重”;世界观;方法论

一、管子“天、地、人”相调世界观

法天合德,象法无亲。参于日月,于四时。”(《管子·版法》)。管子认为天和地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大公无私”,换言之,天地是最高的、客观、公正、公道的本体性存在。天地之大“道”,也就是厚德载物,公正无私。

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泽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

(《管子·宙合》)

管子认识和把握人的生存、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须臾也离不开“天”和“地”。“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为明天子(《管子·五行》)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统治阶级的治国理政也须臾离不开“天”和“地”。管子《九守》“主问”说得十分分明:“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后。荧惑其处安在因此,无论自然人还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治理者的人,要解除判断的困惑,最重要的就是摆正与“天”和“地”“人”的关系入手

修㮣gài,此同“溉”)水,上以待乎天蓳jǐn,古野菜)。反五藏以视不亲。治祀之下,以观地位。货曋shěn,日之初升神庐,合于精气。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经。审合其声,修十二锺以律人情人情已得,万物有极,然后有德。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龟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

   (《管子·五行》)

管子“天、地、人”相调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或者来源,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华民族先贤牧民治国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结。“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管子·白心》)人间政治——包括官员(内阁部长)的职务、礼乐(钟)的名称都发源于天地四时。“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矣(《管子·白心》)世间万物,人间行政与天自然“参伍”达到高度的一致性,就是人类理想的境界——“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锺。今其五锺一曰青锺大音二曰赤锺,重心三曰黄锺,洒光四曰景锺,昧其明五曰黑锺,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管子·五行》)

怎样实现这个“调”呢?

具体而言就是人要向“天、地”和春夏秋冬“四时”学习,所谓“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管子·版法解》)

“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是管子治国理政或管理学的基本原理或原则,也是一个总纲。

管子提出“天政”、“地政”——四时皆有其“政”的概念。管子曰:“政者,正也。”就是说,人政,国家之政,都是与“天政”和“地政”一样,是天地之“道”的外化,其基本特征就是像天一样无“私行”,地一样无“私载”,那么人政、国政做到““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这一点从管子论著、言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晰。今本《管子》之《幼官》《幼官图》《五行》《四时》《版法》《版法解》《势》《白心》《侈靡》《七臣七主》《禁藏》和《轻重己》以及《水地》《地员》《度地》《九守》《形势》《宙合》等论著都从不同视角反复重申“天地人”三政一体化原理,一切人的社会和统治阶级行为,都势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譬如春天该干什么,该怎么干,该干的干了会怎样,干了不该干的会怎么,等等。更妙的是这些看似知识性、民俗、宗教或文化性的描述里,其信息的本质确是一种规定项目,一种范式,一种标准,甚至类似于一种禁令或法规。

现仅今本《管子》论述四时之“春”的不同论著文字,加以相互比较和对照——“春”在“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居“东方”,在“五位”(日土,这个是管子的独创,不见于其他文献)中属于“星”位。《管子·四时》篇曰: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獘梗宗正阳,治隄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zhòu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五政苟时,春雨乃来。

    (《管子·四时》)

“春”在“五行”木、火、土、金、水中相对的性质为“木”。《管子·五行》篇曰: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然则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菱春辟勿时苗足本。不疠 ,恶疾雏鷇kòu,初生幼鸟,不夭麑幼鹿yǎo,初生鹿崽),毋傅速。亡伤襁,时则不凋。七十二日而毕

     (《管子·五行》)

“春”在“五色”(青、黄、赤、白、黑中属于“青”色,“五味”酸、苦、甘、辛、咸中属于“酸”味,“五音” 宫 中属于“角”声,“数理”中属于“八”数。《管子·幼官》曰:

春行冬政行政秋行夏政阉。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藏不忍,行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合内空周外强国为圈,弱国为属。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举发以礼,时礼必得。和好不基贵贱无司,事变日至。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管子·幼官》)

《管子·幼官图》之“东方本图”与《管子·幼官》相应的内容是完全重复的,但紧接着的“东方副图”则是新的内容: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则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经不知。习不着,发不意。经不知,故莫之能圉。发不意,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莫之能圉,故必胜而无敌。四机不明,不过九日,而游兵惊军。障塞不审,不过八日,外贼得间。由守不慎,不过七日,而内有谗谋。诡禁不修,不过六日,而窃盗者起。死亡不食,不过四日,而军财在敌,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管子·幼官图》)

总得原则是“春发”,但论述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如《管子·四时》篇侧重于农耕、民事和安邦治国行为的依本或禁忌;《管子·五行》篇侧重于国家提倡全社会要开展生态涵养和保护行动;《管子·幼官》篇侧重于从“五色”、“五味”、“五音”和“数理”方面审时度势,施行婚嫁、修行、养生、礼拜、外交等活动;《管子·幼官图》在《幼官》相关内容基础上,加上了备战、练兵和国防的内容。

一言以蔽之,在春天这个万象更新,万物竞发的季节,人类的活动要顺应新一轮刚刚从严冬中走过的欣欣向荣季节,男婚女嫁,珍惜时光,适时开展农耕大生产,采取对动植物生态保护的措施,统治阶级的新政也主要侧重于施行教化德治,祭祀礼拜,选贤任能,同时加强战备、练兵,开展睦邻友好的外事活动等。

值得注意的是像管子在《管子·幼官》篇中置于“春”之首位的“禁条”,如“春行冬政行政秋行夏政”一类近乎“魔咒”式的话语,是管子,或古代经典文献常见的内容,表达了人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的自觉的位置感和敬畏之心——与当代人类生态环保观念具有契合性,因此带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警示意义。

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速至,贼气速至,则国多灾殃……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风与日争明,则失生之国恶之。是故圣王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风与日争明则修生此四者圣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诛也。信能行之,五谷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治积则昌,暴虐积则亡

    (《管子·四时》)

以上只是对“春”时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行为规定性的描述,为叙述和篇幅所限,按照上述方法可以依序“夏”、“秋”、“冬”三时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行为规定性加以描述,全体连贯起来读,更完整系统,因篇幅所限,从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照管子全面阅读和体味。

除了“春”天,管子在上述论著中还系统而详尽地布局了“夏”天、“秋”天和“冬”天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及其最高统治集团或最高统治者要适时开展的各项工作——这大概就是汉语“时务”或“识时务”词汇的本义。

管子源于“天政”、“地政”而施行“人政”的安邦治国理念,不仅构成管子政治哲学的基石,也构成管子全部哲学的基石——在世界观或宇宙观的意义上,是“形势道”哲学本体论的对象化、具象化或世俗化、实体化。

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为久长。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国有四时,固执王事。四守有所,三政执辅。

    (《管子·四时》)

治理天下和治国大事,要从天地和四时的存在中获得启示,凡事要从大处着眼,公正无私,顺变知化,尊重法则,于细微处见精神——治理天下和国家这样的大事,其实与人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生命都存在必然关系。管子哲学一个鲜明的实用性特征就“治国”,即安邦治国乃至于“治天下”,或者以“治天下”为战略大目标,以齐国为实验基地进行脚踏实地的实践。

  二、管子“参伍”“轻重”辩证方法论

  1.“参伍错综”哲学原理

最能体现管子形势道哲学进步性,莫过于管子“参伍错综”的辩证方法论,是管子哲学重要特色。

“参伍”观念语出《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原意为,指交互错杂,主要用以描述四象、八卦、六十四爻之间的生成及其形而上的关系。然而,管子对“参伍”观念的借鉴和改造,使得其更具有形而下的意义。

在管子哲学话语中,“参”,有参入,参与,参化之意;“伍”,即按照事物一定数量进行的配伍,编伍。

管子曰:参于日月,于四时。”(《管子·版法》)“参伍”即事物形成一种相互参化搭配、有机融合的秩序化的状态。“参伍”有“结合”之意,但与“结合”所描述的“合二为一”的简单结构不同,它是高于“结合”的一种多要素的一体化的复杂结构。作为哲学概念,通俗的说,简单的“参伍”是“结合”,复杂的“结合”是“参伍”,后者正是哲学话语缺乏的概念。所谓“错综参伍”,也就是一种对复杂事物秩序化的管理或把握。

中国传统医学就是以“参伍错综”原理,针对病因的复杂来源和症状的多样性,以复杂的药物配伍关系,形成特有的所谓“君、相、佐、使”汤头方剂学,对病患者实施辨证论治。

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气。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这不仅表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也表明毛泽东汲取了“参伍”传统资源哲学。

管子参伍错综哲学立足于以人为本位,让人和社会或国家的一切行为都相“参伍”于“天”——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时”,“参伍”于“地”——东西南北中的“五方”,青黄赤黑白“五色”,宫商角徵羽“五音”。

管子在《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势》《轻重己》诸篇和《水地》《地员》《度地》诸篇,以及《形势》《宙合》《心术》等哲学中,不断强调“人政”必须以“天政”和“地政”为基础的思想,三者及其多方面要素“参伍”融汇起来,这样的人的社会的或国家的举措才会得以顺利实施

同时指出,如果参伍不当,或错位的参伍,就会发生自然灾害,人和社会犯了罪孽、错误,或者建树了功德,就在“天象”或其他自然现象中反映出来——这是管子对中国古代社会“天人合一”理念安邦治国上的具体运用,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

2.“参其国伍其鄙”

管子具体运用“错综参伍”方法的最典型,也是最经典的案例“参其国伍其鄙”,或概称“国鄙参伍”,即在齐国自下而上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以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劳务结合、耕战一体化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

“参其国而伍其鄙”:可简称“参伍国鄙”,就是全国城乡按照行政和国防需要设置不完全平行、而交叉、统分结合的双重组织单位。具体细节在本书军事学的章节,还要介绍,这里只约略论述。

“参其国”,即“参伍其国”的意思。以齐国为例:全国共分二十一乡,这就是全国不分城市人口或农村人口,一律以“乡”建制编成然后按照十五个士(读书人)、农(农民)乡,与六个工(工匠)和、商(商人)乡,混搭编成三军。其中十一个乡组成中军,由齐桓公(国君)亲自统领;其余十乡一分为二,组成左、右两军,由高、国二氏(监国上卿)分别统帅。此外,还要根据城乡特点,分门别类,设立一系列的管理机构,并任命或设立领导职务。国都(城市)的军政基层组织设置与农村军政基层组织设置大体一致,但略有区别。

  “伍其鄙”,就是编伍、设置村政军各级组织。即通过设置二十一乡,体现士、农、工、商社会分工及其职业人群的错综参伍;以乡为单位组成的规模不等的三军,既体现了不同地区、职业人群组成的军队的参伍编成,又体现了君主与监国重臣军政权力的参伍制衡;同时,通过城乡大体一致,但又略有区别的军政基层组织的设置,即体现了城乡人口分布规律,又体现了大行政区——不同规模的乡之间政治权重的参伍。

  无疑,最妙的核心参伍案例,则体现在由下而上的各级管理体制,军政组织内部运行两条线——呈现时或平行运行,时或交叉运行,最高军事指挥权和行政权归属“中央政府”,这种参伍和制衡体制或运行机制的顶层设计和管理。

之所以要这么参伍,根本目的就是为“做内政而寄军令”,这既是对“参伍国鄙”目的性的说明,也是对“参齐国伍其鄙”政、军一体化组织设置的理论依据和概括。也就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组织里寓寄战时军事或国防动员的命令,这样就非常优化地解决了人力资源的总配置,使得本来军人与劳动力不可得兼的难题,变成了生产劳动与国防建设两不相误。这是一种高度经济、高度灵活、效率极高、高度隐秘的军政管理制度。开启了后世“军屯”、“民屯”和“人民战争”思想的先河。

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

   (《管子·四时》)

参伍方法运用范围广泛,在管子治国方略中,比如法治与德治,贫与富,节俭与侈靡,一般人群与特殊人群,以及人才思想和具体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涵盖士农工商君臣上下贵贱,兴修霸业战略步骤的实施,对诸侯国外交的布局方面,都有具体运用“参伍错综”辩证法的案例

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

   (《管子·君臣下》)

管子哲学的研究和认知还处于初始阶段。有一种历史时空倒错的传统观念——比如好像管子哲学不是早于诸子哲学,而是正好相反——一直在误导读者和大。

2.管子辩证方法

管子的逻辑学和方法论具有同一性,在管子著述中表现很充分。以形式逻辑为主,也有很多辩证逻辑。管子的论述中概念、推理、分析、综合都运用的非常精熟。

1)“阴阳参视”说。如以上说叙述,管子对《易》学继承和发挥,不是咀嚼概念,“书斋学究”式的阐释,而是与治国理政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应用性地继承、运用和发挥,学术个性极为鲜明,譬如他对“天、地、人相调”的世界观,进而形成自己以“天政”、“地政”为模仿对象的“人政”观念——天地大公无私的观念,就都是对易学“天”、“地”观念的“活学活用”的成果。

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以卑为卑,卑不可得,以尊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

    (《管子·枢言》)

“阴阳”作为易学,也是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管子也很少,从概念到概念的诠释,而是运用于分析、解决问题的安邦治国实践的指导。如曰:“周人之王,循六熓二义:火熄或煮,合阴阳,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

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 。天地莫之能损益也。

       (《管子·乘马》)

  管子这里以“正”与“损益”之事,将阴阳与天地联系了起来,认为阴阳是变化的,但与天、地一样都是“公正”无私的化身。然而比起天地来,就“正”与“不正”而论,阴阳没有“天地莫之能损益”的品格,尤其是莫如“地”来得更为加实惠——“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管子·乘马》)

管子“阴阳参视”论主要也是用于政治。所谓先王用一阴二阳者尽以阳者以一阳二阴者尽以阴者亡。(《管子·枢言》)

《侈靡》篇中也有一段涉及阴阳的经典的话语:

“圣人者,阴阳理,故平外而险中,故信其情者伤其神,美其质者伤其文,化之美者应其名,变其美者应其时。”

   (《管子·侈靡》)

这里管子“阴阳”还是与安邦治国的“真经”密切联系在一起论述。管子提出“圣人者阴阳理”的重要思想,“圣人”是管子崇拜的对象,也是他人格最高追求,和毕生希望完成的道德形象。因此,这里也可以视为他自己思想方法的一个解密,就是“圣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的表现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表里如一”,而是呈现一种阴阳参伍的矛盾特征,这种矛盾性表现为,外在平静,内在风起云涌;重于情份就会损害精神,质地美好会伤害文采;成就好事是一个名声,做成事情是顺应当时。

  管子这种辩证逻辑下的“阴阳”两分法,非常特别,富有启发性。

2)“轻重”说。“轻重”或者“轻”和“重”用以表示物质的质量的大小,本来是“计数”的概念,而在现代物理学意义上,则属于力学范畴。但是在管子的学说中,作为“计数”概念的“轻重”或“轻”和“重”,被广泛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在管子安邦治国各个领域内,“轻重”或“轻”和“重”,是随处可见的概念。如:

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

    (《管子·七法》)

“轻重”或“轻”和“重”是一个“权重”概念:

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度之不以短长,不审此三者,不可举大事。

    (《管子·枢言》)

又如:

 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和“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

       (《管子·权修》)

  “轻重”或“轻”和“重”也是一个法律概念: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而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而不能为官者,劓,割鼻之刑以为门父’”

    (《管子·揆度》)

“轻重”或“轻”和“重”,经由管子的改造使之上升到一般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中,成为核心概念,被称为“轻重论政治经济学”。

3)辩证逻辑推理。管子的逻辑学和方法论具有同一性,在管子的著述中表现很充分。以形式逻辑为主,也有很多辩证逻辑。管子著述的逻辑推理,因为始终遵循事物的客观逻辑,所以在语言逻辑上具有辩证逻辑的特征。譬如他在《牧民》篇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提出、推导、分析和结论,使读者感受到强悍的逻辑力量——说服力

  又如管子对国家财经渠道管理著名“利出一孔”怎样,“利出二孔”怎么样,……“利出多空”怎么样的推导,具有无可争辩逻辑说服力管子治国理政的很多好办法和有效举措都是在一系列无可争辩的客观逻辑分析基础上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而没有使用强加于人的权势者居高临下的“语言暴力”。在管子的著述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违背逻辑或不讲逻辑的语言表述。运用形式逻辑”的范例比比皆是,如: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

   (《管子·权修》)

管子逻辑思维,已经达到或接近经典的辨证逻辑”思维。例如: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

    (《管子·权修
    管子从“辟地”和“牧民”开始阐述,得出的结论却是“察能授官、颁禄赐予,使民之机”,即经济行为的目的性在于国家政治。管子诸如此类运用辩证思维的范例,不胜枚举,所取得的大量的实践成功也系于此

(本文摘选自作者“皖籍思想家文库·管子卷”《第一章管子的形势道哲学》,题名为作者新加)

(作者简介: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投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日期:2018年09月19日 【字体: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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