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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 学会期刊 >> 管子研究 >> 总第53期 威立令行 统帅之道
 

 威立令行 统帅之道

——向《管子》学习领导智慧之四:权威篇

石耀辉

权威是确保法立令行的利器,不论任何时代,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家庭,一定的权威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权威的客观性,恩格斯在1827年写就的《论权威》一文中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公共行政学最主要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没有权威的组织将无法实现其组织目标。由此可见,一个优秀领导者、管理者,不仅仅要善于决策和用人,还要树立起一定的权威。如何才能树立起权威?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管子》,又能提供给我们哪些借鉴?

一、“威必足以胜”:领导必须有权威

什么叫权威?权威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最具地位或影响力的人或事物。管子认为,治理国家、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君主必须有权威。《管子解六十六•管子解四》说:“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管仲认为,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掌握在君主手里。否则的话,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权也将日益衰减。换句话说,必须树立起君主的权威,国家政令才能畅行于天下。同时,管子还从反面对君主权威的重要性作了阐述,“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权修第三•经言三》)“尊”就是尊奉,就是权威。人们不尊奉君主,君主没有权威,国家的政策法令就无法推行。由此可见,在管子看来,齐国的霸王事业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有关政策法令能不能贯彻落实,在于齐桓公是否有威望,手中是否有实权。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管子对君主权威作了深入而系统地思考。

管子在《权修第三·经言三》中进一步指出了权威的重要性作了阐述。管子指出:“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军队不可以没有统帅,没有指挥;地方不可以没有官吏,没有头脑;官府不可以没有行政首脑,没有长官;朝廷不可以没有政令,没有政策。否则,即便拥有再多再强的军队,拥有再多再丰富的资源、拥有再多再优质的人口都无济于事。

管子认为,作为君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能做到自己制定出来的法令得到贯彻执行。“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正世第四十七·区言三》)作为君主,最可宝贵就是“胜”。什么是“胜”?“法立令行之谓胜”(同上)就是说,“胜”就是君主能够做到按照国家的实际需要,确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推行有关的方针政策。君主如何才能做到“胜”?那就是必须树立权威,“威必足以胜”(同上)。管子认为,权威必须以能够达到确立法律法规、推行有关方针政策的为基本要求。管子在这里主要讲的是君主的权威,其实,不仅一国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且怀且威”:如何加强领导的权威?

如何加强君主的权威?《管子》一书中有多处阐述,本文试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幼官图第九·经言九)要树立起王者的威望,成就霸业,君主自己必须身行仁义,忠诚守信。管子的认识非常有高度。一个领袖、领导者,要真正取得威信,树立威望,最根本的是要取得人心,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归心,真心拥护,自觉服从,才能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君主实施仁政,关心人民,并且率先垂范,亲历亲为,实践仁义,对国家对人民忠心耿耿,言必信,行必果,取信于民,从而取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形成牢固的群众基础。管子说:“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则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枢言第十二·外言三》爱护百姓,给百姓实际利益,让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这是大道的体现。帝王遵守大道,才能天下大治。因此,作为最高统帅,一定要分清主次,把百姓和农业放在优先位置上才是得当,如果把富贵和骄横放在优先位置定要失败。

为此,管子在主持齐国大政不久便总结说:“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入国第五十四·杂余篇》)管子执政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的政令。第一叫作老老,即敬重老人;第二叫作慈幼,即慈爱儿童;第三叫作恤弧,即抚恤孤儿;第四叫作养疾,即收养残疾;第五叫作合独,匹配独身;第六叫作问病,问候病人;第七叫作通穷,报告贫穷;第八叫赈困,赈济困难;第九叫作接绝,善待无后。总之是要着力解决百姓各种生活困难,这就是行仁义、施仁政。做好这些事情,必然会取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取得真正的权威。

第二,“主尊臣卑,上威下敬。”管子认为,对君主来说,明贵贱、分等级对自身的权威有重要作用。“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管子·霸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君主必须做到主尊臣卑,成为一国最高权威,上威下敬,才能做到令由己出,政令畅通,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是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靠的是治理有方,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没有足够的权威。

管子在《君臣下》篇中还说:“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英名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宰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臣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百官尽心竭力为君主做事。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识,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

管子认为,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去权威。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管子认为,灭、侵、塞、壅这四种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以法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

第三,“且怀且威,明君道备矣。”做君主做领导人最重要的统治术是恩威并施,怀柔和威严并举。怀柔就是用礼教,威严就是靠刑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当然管子的“礼法并举”更接近儒家思想,他与后期法家的“法术势”有根本的区别。《管子·经四》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君主不与百姓同乐,那么老百姓就不会与君主同悲。君主不让百姓好好生活,老百姓就不会为君主赴死。对百姓没有付出,老百姓也不会相应地回报君主。移民一旦走了就不会再回来,君主想吸引的人才也不会真回来。

管子·君臣下第三十一》还指出: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壮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第四,“审于法禁、察于分职。” 要用法制的威力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管子认为,君主要树立威望必须建立法制,严明法纪,以驾驭群臣,驾驭百姓。“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治必服之臣。”(《明法解第六十七·管子解五》)明主手中掌握必胜的权力,其目的是用来治理有用的百姓;他拥有尊贵的权势,其根本作用是用来制服可用之臣。相反,“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 (同上)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君主的灭亡之道。因此,管子明确指出:“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同上)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由此可见问题之严重性。

第五,君主要牢牢把握“六柄”。君主之所以能够树立其权威,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它能够改变臣下乃至百姓的命运。《管子·侈靡》篇中有一席话:“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赐又有所夺,有所任又有所免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正是在此基础上,管子提出了“六柄”之说。

什么叫“六柄”?就是六种权柄,就是决定“生、杀、富、贫、贵、贱”的权力。管子明确提出:“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任法第四十五·区言一》)管子认为,以上六种权力是臣下命运之所系,君主只有掌握这六项大权,才能威慑臣下、驾驭臣下。臣下也必然仰望这六项大权,希望事奉好君主以从中获得利益。

《管子·法法》篇说得更为清楚:“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日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德行为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这就是说,君主的德行和才能并不一定比别人高。他之所以能够统治别人,就是因为他是人君而有威权,能够叫人死,叫人活,叫人富,叫人贫,叫人贵,叫人贱。君主靠这六种东西统治他的臣下;他的臣下也是因为这六种东西才为他们的君主服务。这六种东西就是管仲所说的“六柄”。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因此,管子要求为人臣者“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管子·四称》)这样才能做到君臣和谐共处。

以上就《管子》一书中有关君主权威的言论做了简要梳理。这些思想在2600年前的“轴心时代”,无疑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成就“桓管霸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今天,我们必须用辩证思维来对其进行认真分析。一方面,对于领导权威的重要性及其领导权威的产生,管子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这对于我们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进而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立场的限制,管子权威理论中还携带着一些“法家”思想中“法术势”的阴影。这就要求我们,在汲取管子领导智慧的同时,要注意摒弃其中的消极内容。总之,对于管子想想以及整个传统文化,我们都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使其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

 

(作者简介:石耀辉,山西省临汾市委联系的高级专家、临汾市委党校科研处长、副教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投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日期:2018年09月19日 【字体: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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